刘少奇遗孀回想:文革并不是为了打倒刘少奇
《百年潮》杂志编者按:本刊今年第7期发表了孙昌盛同志的文章《把历史的本相告诉人民――采访王光美及其子女的回忆》 ,引起较大社会反晌,一些报刊予以转载.作者提出,该文虽然已经交代了采访王光美及其子女的全过程,但仍有一些主要内容没有写进去,非常可惜.有鉴如此,咱们请作者写出续篇,在本期发表,以飨读者.
不可躲避的问题
前面回想了我们采访、收拾、送审等全过程,还有一些没有写进文章的问题,是不可回避的.宋文郁太忙,就由我去弥补采访,持续求教.那天正碰见少奇同志的子女们在房间里磋商父亲追悼会的事,王光美对我说:"小孙,我们没有把你当外人,家里的事都不回避你,你有什么不清楚的尽管提出来."
于是我就说我还没弄清楚,少奇同志底本是毛主席的接班人、亲密战友,后来两人怎么呈现那么大的矛盾、分歧呢?有人说从1956年党的八大他们就有分歧和权力之争,而毛主席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说的是"联系到 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的形l左r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王光美坦诚相告前因后果,使我深受教益,时隔近30年,仍旧历历在目.
少奇同志1922年和毛主席相识,后来长期从事工人运动和白区工作,有很长一段时间和毛主席不在一起.但少奇同志的睿智高见、杰出才华和出色功劳,博得了毛主席和全党信赖.1943年3月,中共中央调剂领导机构,毛主席、少奇同志和任弼时同志三人组成书记处,毛主席第一次正式入选为政治局和书记处主席,少奇同志第一次担负书记处书记、军委副主席,成为毛主席的亲密助手,两位伟人同时成为全党全军的第一和第二把手,从此更加亲密地配合.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党中央分一线、二线,少奇同志主持一线工作.国家这么大、事件那么多,情况非常复杂又都没有经验,少奇同志看问题的角度、深度和工作作风与毛主席不尽雷同,未免有些不同意见,而且毛主席常常有些新思考、新设法,少奇同志总觉得有点跟不上.如在农业协作化运动中,在资本主义工贸易社会主义改革孙兴隆中,在摸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有些问题就曾有过不同角度的不同见地和主意,都是属于工作中畸形的意见差别,从无权利之争,也没有影响两人情感.少奇同志异常尊敬毛主席、紧跟毛主席,赤胆忠心地保护着党的团结同一和步调一致.
在1956年党的八大上,少奇同志作的《政治报告》是按照毛主席讲的《论十大关联》为基准起草的,各项报告和决议都是毛主席和党中央经由充足的调查研究、深入探讨通过的,充分体现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是紧密团结、互相尊重、彼此学习的.八大闭幕未几,毛主席认为决定中有关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提法还不够完美,对决策中的一句话的提法表示猜忌.这句话是:"这一矛盾的本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树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伍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是陈伯达在八大闭幕式前提出,经毛主席同意常设加上的.毛主席此时并没有否认决议中关于主要矛盾和主要义务的基础论断.后来他还作过这样的表示:"进步的社会轨制与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虽然这句话说的不够完善,但是得到了利益,并未发生弊病."(毛主席改变八大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是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以后的事).
党的八大前后,海内外发生了一些重大事件,的确令人沉思.首先是波匈事件和苏联领导集团内部的激烈斗争,影响极大;接着,国内也出现了不少群众游行示威、罢工、罢课,农夫闹退社、闹缺粮的严重风潮,甚至出现殴打闹事、要"共产党下台"的事件.这对刚建国7年,一直还沉迷在欢悦、骄傲和自负中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无疑是极大的震动.
为了坚固新中国和执政位置,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致决定,从政治思惟和经济建设两个方面来解决问题:一方面是要正确处置人民内部抵触,整党整风,强固执政地位;另一方面是想通过一系列大的改造,把全国国民的踊跃性都发动起来,以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疾速发展.于是在1958年,毛主席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大家都是一致同意和拥戴的.在刚开端的一段时光,"三面红旗"也确实调动起广大人民群众极大热情,发明出不少令人高兴的结果.大家都认为找到了高速度发展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没想到成果犯了严峻的"左"倾错误,高指标、逼迫命令、瞎指挥、大办钢铁、大办食堂和虚夸风、"共产风"等,造成很大丧失.大家也有些不同见解和意见,但大都认为重要是下面履行的问题.1959年庐山会议原来是要纠 "左",却又错误地批评了彭老总,在全国掀起"反右倾"运动,促使"左"的毛病更加严重,在很大水平上造成了三年经济难题,新中国遭遇宏大灾害,这才感到问题的极其严重性.在总结三年困难起因、寻找战胜艰苦的措施问题上,两位巨人之间才开始产生真正意思上的看法分歧.
两位伟人的分歧
1962年初,中心扩展工作会议(个别通称七千人大会)在北京召开,总结建国以来特殊是1958年以来的成就和教训教训,共克时艰.少奇同志在大会口头讲演中,提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种在当时听起来颇有些刺激性的话,对毛主席来说不会是高兴的.他们对局势的分析断定,有显明的不批准见,无英雄传奇,可以说,这是两人不合的开始.
七千人大会之后,少奇同志依然主持中央工作,又在解决困难的办法上同毛主席产生了分歧,这就是农业出产中的包产到户问题.包产到户是一种统称,实际上包含20世纪60年代初在我国农村构成的各种情势的以家庭为主要单位的生产义务制.毛主席曾在1961年同意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实验包产到户.少奇同志心坎是赞同在农村搞包产到户的,但为稳重起见,没有在公然场所明确表明立场. 1962年初,田家英从湖南农村考察回京向少奇同志汇报工作,提出农村履行包产到户的意见.少奇同志表示赞同,并赞成田家英向毛主席汇报.在此期间,陈云、邓小同等也在不同场合表示了赞同包产到户的意见.但出乎少奇同志预料,毛主席不仅没有同意包产到户的主意,而且严格批驳了田家英等人.只管田家英汇报说是个人意见,但毛主席在同少奇同志谈话时,仍对少奇同志前一阶段在京主持工作表示不满,责备他在包产到户问题上为什么没有顶住.此后,少奇同志收回了自己的意见,并在接见中央下放干部的谈话中,专门讲了巩固群体经济的问题.
毛主席从反修防修策略动身,决议在全国城乡发动一场广泛的社会主义教导运动,即"四清"运动.少奇同志对此是赞成的,他认为"大跃进"以来党内和社会上确实存在着相称严峻的投契倒把、贪污偷盗等腐烂景象,党内确切存在走资本主义途径的人,对这些必须花鼎力气整理,必须对宽大党员和干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一个发展过程.这个教育运动应该怎么搞,并不是一开始就有了一套详细的方针、政策和办法.毛主席在探索,少奇同志在探索,党的各级领导也在探索.在探索中,总会有不同的意见发生.跟着运动的深刻进行,毛主席和少奇同志主要在运动的性质和工作方式上出现了分歧.1964年12月15 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会议期间,毛主席多次对少奇同志进行不点名的严厉批评.
首先是在运动的性质问题上,少奇同志的着眼点主要放在整顿基层组织的基层干部上,主要是投机倒把、贪污盗窃等经济范畴问题,并且把涌现的问题主要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他虽然提出过"追上面的根子",但仍认为问题主要在下面.因而,他多次提出,现在的主要矛盾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党内外矛盾穿插在一起,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在一起.毛主席显然不同意这种看法.他更多斟酌的是党内当权派会不会出修改主义的问题,重复强调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和反修防修的严重情势.71岁诞辰那天,毛主席特意用自己的稿费请许多人吃饭.他在给大家递烟时举例说,现在用几盒香烟就可以把一个党支部书记给贿赂了;如果把女儿嫁给一个干部,那就要什么有什么,他们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利对峙的阶级了.他动摇地认为,党内有产生修正主义的危险,特别是那些"当权"的腐败干部最危险.正是基于这种估量和看法,他决定把农村"四清"(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和城市"五反"(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挥霍、反对疏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合在一起,统称"四清"运动,改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他反复强调,"四清"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两条道路的斗争,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确当权派.
在运动的详细做法上,毛主席对少奇同志也是不满足的.王光美问我搞过"四清" 没有,我说在大学的最后两年参加过两次"四清",落实"前十条"和"二十三条"都参加过.王光美又问我,你对"桃园经验"怎么看?当着王光美的面,我不知道如何回答是好.毛主席虽然一开始没有对"桃园经验"表示不同意见,但后来还是不点名地进行了严厉批评,主要是批评工作队搞"人海战术"、"繁琐哲学"、 "扎根串联,搞神秘化".毛主席强调要信任群众、依附群众,放手发动群众起来斗争.
这次会议起草和通过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条件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会后,少奇同志自动找毛主席,做了自我批评.此后,他又在自己家里持续举办有局部中央领导人加入的党内生活会,听取对自己的批评和辅助,并委托陈伯达把天天生涯会的情形向毛主席汇报.尽管少奇同志做了这些尽力,但毛主席和少奇同志之间的裂缝并没有打消.毛主席写的那张《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就把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偏向作为少奇同志的一条罪状.1970年12月,当斯诺问毛主席从什么时候显著感到必须把少奇同志从政治上搞掉时,毛主席也答复说是制订"二十三条"那个时候.
我不禁问:毛主席亲身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不是就是为了打倒少奇同志?王光美明白表现"不是!"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同"四清"运动严密接洽在一起的,不是个人恩怨问题."二十三条"下发全党后,并没有产生"吹糠见米"、"轰轰烈烈"的后果,反倒更加冷冷僻清,搞不下去.这是由于"四清"运动的很多提法都转变了,从中央到各地"四清"工作队和广大干部人民都不理解,都不晓得"党内走资派"是什么意思、指哪些人,"清政治"、"清思维"该如何搞.大家莫衷一是,悍然不顾,恐怕搞错了犯"反党"过错.乡村、工厂发动不起来,连江青直接插手的文艺界也搞不起来,《海瑞罢官》也批不起来.毛主席素来没有感到如斯失踪,很不甘、很愤慨,叱责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文化部是"佳人才子部"、中宣部是"阎王殿"等,直接怪罪中央一线同志领导不力、右倾守旧,甚至是在有意袒护和抵制.
一贯爱窥视和琢磨毛主席心事和想法的林彪、康生和陈伯达一伙早已看在眼里,极力笼络江青达成交易,林彪帮江青从军队翻开文艺界缺口,树江青为全国 "文艺旗手";而康生则敏感地发明北京大学"四清"运动中聂元梓等人对学校党委的不满大有文章可做,制定了"从北大点火,往上搞"的策略,完全避开在一线主持中央工作的少奇同志、周总理和小平同志,派康生老婆曹轶欧到北大直接策动他们造学校和北京市委的反,贴出火药味极浓的大字报,震撼了中央高层领导.少奇同志、周总理和小平同志都支撑北京新市委的严肃批评,强调"党有党纪,国有国法"、 "内外有别".以康生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对少奇同志的表态极为不满,暗地里写信向毛主席告状,并以"绝密"件寄去大字报底稿.1966年6月1日,毛主席批示同意,向全国全世界播发了聂元梓他们的大字报.林彪、江青、康生和陈伯达他们一伙特意抬出"毛主席亲自发动"的名义点火造势,终于以学校为冲破口,以学生运动为"好形式",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等极具煽能源的口号鼓动下,使"文化大革命"哄然而起,轰轰烈烈.少奇同志请示毛主席后,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商量对策,并经毛主席同意,决定派工作组控制凌乱局面,维护社会稳固.而以康生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却煽动造反学生抵制,掀起反工作组浪潮,少奇和小平同志与康生、陈伯达的直接矛盾迅速激化.1966年7月18日晚毛主席回到北京,陈伯达他们"恶人先告状",少奇同志赶到丰泽园时却吃了"闭门羹".
缭绕工作组问题,少奇同志和毛主席发生了严重矛盾和剧烈抵触.1966年8月4日,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小会上,毛主席大发性格,严厉批评少奇他们畏惧群众,少奇同志忍不住当面顶嘴:"革命几十年,死都不怕,还怕群众?!"毛主席批评派工作组是弹压群众运动搞专政,少奇同志又当堂抗辩:"怎么能叫专政呢?!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的."而且信心抗到底:"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这是少奇同志生平第一次,也是独一一次与毛主席正面矛盾.毛主席也未曾想到少奇同志会当众这么坚决地抗衡自己和群众运动,回忆起以前的分歧更为活力,第二天就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表明他决心搬掉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这两个"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最大阻碍.
我问,少奇同志为什么非要在工作组跟大众运动问题上"顽抗到底"呢?王光美的剖析给我很大启示.毛主席在领导革命和建设、改正党风反对腐朽时,从来都是热衷于大搞干部运动,爱好轰轰烈烈,而且是"撒手动员".可这是一把"双刃剑 ",大张旗鼓中涌动着无政府主义极左思潮,能够使热忱变成狂热激动,甚至失去理智;假如不能及时增强引导、准确领导,就很轻易失控,发生极大的损坏力." 文明大革命"哄然而起,无政府状况相称重大,少奇同志灵敏地觉得极左的危险,以为必需派工作组把持局势,抵制极左思潮.只惋惜,毛主席始终不懂得少奇同道,最后连他本人也被林彪、康生、江青一伙及其极左活动害得很惨.
关于毛主席与少奇同志的分歧及其恶化的前因后果,王光美不赞成在孩子们的回忆文章中写良多.我们很理解、很尊重这个意见.不外,我还是特别留神、也很想知道,王光美和孩子们是不是特别恨毛主席.人们都以为,少奇同志的悲剧,是毛主席一手造成的,要不是他重用林彪、康生、陈伯达、江青一伙,"文化大革命"不会搞成那样,造成那么大的劫难.他们能不恨毛主席吗?!但在全部采访过程中,我感到他们每次讲到毛主席与少奇同志的分歧,都是相当温和、故弄玄虚的.说他们一点不恼恨也不是,先是有怨有恨,后来有怨无恨,早已跳出个人及家庭悲剧的拘囿,更为客观、公平、理智、开朗.
王光美告知我,"文化大革命"有它的历史偶然性和庞杂性,毛主席用那些人也是有历史原因和意识进程的,发动那样大范围的群众运动,不可能不必那些人,即便不用他们,也必定会有和他们相似的一帮人跳出来呼风唤雨,毛主席基本不可能管得住.凭心而论,毛主席固然对少奇同志很不满,写了大字报,但还是当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是自己同志犯错误,并没有破案审查,更没有要把少奇同志整逝世.在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还说:"不能完整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出错误也有原因.""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扼杀."他还有针对地说:"对刘、邓要准许革命,准许改.说我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毛主席对少奇同志也是很关怀照料的,少奇同志提出要到群众中去锤炼,毛主席劝他: "你年事大了,就不要下去了."建工学院造反派"勒令"少奇同志去"检讨",毛主席即时批示周总理"我看仍是不宜去讲.请你向学生方面做些工作",从而维护了少奇同志.
1967年1月13昼夜里,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独自召见少奇同志,讯问王光美和孩子们的近况,很客气,也没有批评少奇同志.当少奇同志当面恳求辞去全体职务、回老家种地,恳请解放广大干部,尽早停止"文化大革命",使党和国度少受损失的时候,毛主席没有赌气,也没有表态,一直沉吟不语,只是不停地抽烟.过了好一会儿,毛主席才倡议少奇同志读几本书,却把书名说错了.究竟是多少十年的密切战友,毛主席最后把少奇同志一直送到门口,亲切地吩咐他:"好好学习,珍重身材."毛主席藏在内心深处的苦衷,就连少奇同志都看出来了,回家当前他对王光美说:"主席对我是有限度的,然而,群众发动起来了,主席自己也节制不住."这次相见,竟成永别.
不堪回想
王光美和子女们都很明白,真正要把少奇同志和家人置于死地的,正是林彪、康生、江青和谢富治他们一伙.他们将中央文革小组凌驾于政治局和常委之上,江青又有着特别身份,紧紧地把持着"群众运动",纯熟地应用着"阶层奋斗",又善用"笔杆子"大造舆论,轰轰烈烈地将极左推向极端,合击私服,既竭力左右毛主席,迫使毛主席违心肠不同意他们也不行;又敏捷地大规模地"清君侧",孤立毛主席,不仅是要打倒老帅、老将、老干部,还要暗地里往死里整.毛主席越想保谁,他们就越是把谁往死里整,用还珠格格给你应丫鬟资售止不,少奇同志就是被他们诡计残害而死的.
1966年8月12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落幕会上,少奇同志在常委中从第二位降到第八位,林彪升到了第二位.选举后,少奇同志表态,愿承当所有责任,并要求辞去常委、国家主席等所有职务.这时,唯有林彪不由自主地叫"好",立即站起来主动要和少奇同志握手,其野心昭然若揭.
1967年2月中旬,毛主席在会上讲,九大时要选少奇同志为中央委员.这便使林彪、康生、江青、谢富治这伙人十分缓和.他们大都是靠打倒少奇同志起家的,特别惧怕少奇同志"卷土重来".一旦如此,他们不仅难以猎取"国家主席"地位,当初的地位也恐怕不保.他们感到少奇同志活着就是最大要挟,"后患无限",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于是,他们便当即在毛主席面前辟谣诬蔑,借所谓"仲春逆流"事件,说"刘少奇代办人"还在抵御运动,"从上至下各级都有这种反革命复辟现象",极力摇动和改变毛主席的态度.他们无比理解,要彻底打倒少奇同志就必须"立案审查",单用毛主席清楚的事实问题是不行的,必须用毛主席不清晰的历史问题;而少奇同志从来没有"历史旧账",和毛主席之间更没有"历史积怨 "的空子可钻,于是他们就应用毛主席最赏识的"革命小将""红卫兵"搜查"历史罪证",将诽谤少奇同志谋划和同意所谓"六十一人叛徒团体"的材料、证实少奇同志有"叛徒"、"内奸"和"工贼"问题的所谓"历史资料",都摆到毛主席眼前,使得毛主席真的感到自己"不知道刘的历史情况",不得不在3月21日同意"调查"少奇同志的"历史问题".于是,他们把这当作"尚方宝剑",暗地里把少奇同志往死里整.一是马上成立宏大的"专案组",由康生、江青、谢富治直接控制,一手操纵和掌握处理少奇同志的大权,用卑劣残酷的逼供手腕造假证据,甚至将毛主席明令掩护的有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夫妇逼得自残身亡.毛主席和周总理得知暴跳如雷,责令"严正处理",而他们只让专案组长作个"检查"了事,仍然迅速假造《对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恶的审查呈文》,诈骗毛主席、党中央和全党、全国人民.二是堵截电话线,断绝少奇同志同毛主席、周总理及政治局的所有联系,周密封闭全部新闻,让少奇同志没有任何机遇和方法申述.三是把握舆论,脸上永远不阴郁,先罗织罪名,掀起一轮轮大量判热潮,造成"彻底打倒"的既成事实.四是牢牢控制和一直策动红卫兵和造反派屡次举行大规模批斗大会,借群众的手,用惨无人性的暴力手段把少奇同志往死里整.他们趁毛主席不在北京,策动几十万红卫兵和造反派成立"揪刘前线",围困中南海.特别是8月5日中南海"批斗刘邓陶大会",康生老婆曹轶欧以"中央文革特派员"身份,亲临现场指挥,认为"炸药味不浓",命令打手们"要杀气腾腾",将70岁高龄的少奇同志打得鼻青脸肿腿瘸,再也直不起来.他们依照林彪"一号命令",把病危的少奇同志机密押往开封"特别监狱",最后少奇同志死在那里.他们还制作王光美"间谍"案,林彪亲自判决死刑"立刻执行".毛主席看到"裁决书",立刻写下"刀下留人,要留活证据"几个大字,王光美才保住生命.在这场浩劫中,少奇同志一家有4位亲人被危害致死,6位骨肉关进监狱,连只有六七岁的潇潇也挨过围攻和批斗.
难怪,有一天我刚到王光美家门口,闻声上面楼道里传来人们的叫骂和捶门声.王光美把我拉进屋里说,那是曹轶欧的家.康生的骨灰盒放在八宝山一号大厅,被人们揭去笼罩的党旗,盒上满是恨之入骨吐的一层层痰和口水,以及用香烟头烧烫的累累痕迹,曹轶欧不得不把骨灰盒抱回家.这座公寓大楼里,大都是刚落实政策搬进来的老同志,谁没有挨过他们的整?于是这些老同志轮流在曹轶欧家门口抗议,有的还在门口贴上抗议大字报.
永远的悼念
我们生平最难忘的采访顺利实现,平平、源源、亭亭的《胜利的鲜花献给你》已全文发表,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应,我们感到特别欣慰.使我没有想到的是,我做了一点份内的事,却让王光美始终记在心里.
尔后的岁月,王光美一家都很忙,我不便打搅,很少会晤,但始终坚持联系和深沉友谊.王光美特地签名送我一套《刘少奇选集》,近20年来简直年年春节都给我寄她亲笔签名的贺年卡,少奇同志百年生日时还寄我一套少奇留念邮票,我都收藏着.1986年我因病住305病院,王光美带着源源爱人去探访住院的老厨师郝苗同志,看见我便亲热问候我的病情,还让源源爱人叫我"叔叔",我真是不敢当.
1998年冬,在首都机场大厅,我正办登机手续,王光美促赶飞机,老远看见我就打召唤.我忙上前握手问候,她说是去河南参加纪念少奇同志的运动,为"幸福工程"看望那里的贫苦母亲.我看见她老多了瘦多了.这位和自己人民紧紧相依为命的巨大母亲,用她那肥壮身躯仅有的一点余热,暖和着天下母亲,让人肉痛又无穷敬仰.
2004年6月,我从报上看到王光美亲自招集,由源源亲自联系,毛主席和刘主席两家后人相聚一堂,共话友情,使阅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分外惊喜和激动.这使我想起在中央书记处研讨室工作时,听老中办的同志讲,自从毛主席仙逝之后,毛主席和江青生的女儿李讷身体和精力都很不好,常住医院,不能上班,单独带着儿子生活非常艰巨.王光美刚从监狱出来得知此情,就带着家里的赵阿姨找到李讷,亲自购置厨房器具帮她安家,操持家务,扫除卫生,谈心聊天,关心她的身体和生活.可我们采访时,王光美和孩子们从来没有提过这些事.后来,李讷新婚,爱人王景清在延安时曾是少奇同志警卫员,结婚时王光美带着孩子们热闹庆祝,两家交往更为亲密.再后来,李讷儿子王效芝结婚,是源源做的媒,在新婚仪式上,源源一席讲话,打动了婚礼上的所有人.在王光美家里,至今挂着毛主席和王光美及孩子们亲切谈话的巨幅照片.不仅如此,林彪女儿豆豆当年在河南病了,谁也不敢在报告上签字,也是源源签的字,部署她回北京治病.
源源跟我讲,这不是"相逢一笑泯恩仇",我们"相逢一笑"时还是很讲准则长短的,从来不回避那段历史悲剧.虽然终局各不相同,每个人的亲自经历和感触也不同,但这场悲剧是共有的,是刻骨铭心的,经常成为我们共有的话题.但是,作为后来人,包括我的母亲,都不乐意老是生活在历史的恶梦中,去记恨历史、记恨已逝的人,更不会将冤仇传到子弟人身上,而是应当用科学历史观捕风捉影地去从新审阅那段历史,真正懂得和理解发生那场悲剧的历史背景、历史前提和历史原因,多多理解伟人们的实在心迹,多多宽容伟人们的历史局限和差错,多想想老一辈们亲密团结、同心同德、独特创立我们党和国家胜利光辉的美好一面,多汲取那些有利于向前看朝前走的历史经验.这场历史悲剧给我们最大的精神遗产,就是使我们懂得,只有团结协调,才有幸福圆满、繁华强盛;如果决裂内斗"穷折腾",必然是灾害重重、悲剧无穷.现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团结和谐、亲密合作,用迷信发展观建设我们执政党,健全民主与法制,既坚定惩办腐败毫不手软,又进步执政兴国的党性涵养,强调构建和谐社会"不折腾",证明我们党更加成熟了.这是爸爸生前的愿望,也是母亲最感快慰的.所以,在她暮年感到自己力不从心、时日无多的时候,让我把两家后人邀在一起聚聚、吃个饭,共叙情义.实在,这不是第一次,却是母亲生前最后一次,表白了她的情意,实现了她的欲望.
是啊,恰是在王光美的提倡和率领下,两位伟人的后辈拂去历史的尘埃,友情长存,这既是告慰两位伟人在天之灵,也是给人民和历史一个交代、一个示范,体现出王光美的高风亮节、博大襟怀和无疆大爱.2006年10月17日,我从消息中得悉85岁高龄的王光美在13日清晨仙逝,匆忙赶往刘家,又到305医院吊唁,多年不见的源源迎着我,万般悲切.灵堂四处,成功的鲜花蜂拥着王光美笑颜残暴的遗像.我面前显现出当年采访时的美妙情景,心头涌起阵阵悲哀,噙着热泪,向中华民族这位出色女性深深鞠躬致敬!